1922年7月，上海。

悶熱潮濕的夏天令人困倦，但聚在輔德里625號的12名青年卻精神亢奮。

他們，代表當時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195名黨員秘密參加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。自由民主的新世界，在年輕人的熱情里展現(xiàn)。

大會起草了11份文件，其中便有首部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章程》。

擁擠的石庫門里，與會者字斟句酌。8天，3次全體會議；6章、29條的黨章等文件，逐條起草、討論、修改，最后表決、通過。

1927年底，浙江寧波。

白色恐怖蔓延，黑色子夜深沉。

由于工作關系，有個叫張人亞的中共黨員接觸并保管了一批黨內文件，中共二大的決議案也在其中。

他是一名清瘦的銀匠，曾領導上海金銀業(yè)工人運動，也曾手書心愿，希望成為“一個中國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的工具”。

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一晚，寧波霞南村萬籟俱寂，張人亞沒打招呼地推開家中大門。

“兒……”父親張爵謙十分驚喜。張人亞卻單刀直入，將一大包文件交給父親，再三囑咐他好好保管。

漏夜相逢，父子倆都沒想到這是此生最后一面。

兒子的托付怎么完成？張人亞鬧革命，全村都知道。于是張爵謙聲稱兒子在“四一二”中身故，并在長山崗上搞了一個空墳，將這一大包文件放了進去。

墓碑上，張爵謙本想刻“張靜泉”——這是張人亞在入黨改名前的名字。為了穩(wěn)妥，他刪去“靜”字，以“泉張公墓”之名埋藏了兒子的秘密。

1932年底，江西瑞金。

5年前與父親匆匆一別后，張人亞輾轉上海、安徽蕪湖，繼續(xù)進行共產(chǎn)黨地下工作。

隨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，張人亞前往瑞金。

在蘇區(qū)，他先后擔任中央工農(nóng)檢察委員會委員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出版局局長兼印刷局局長。

長年的忘我工作，張人亞積勞成疾。1932年12月23日，張人亞病故于從江西瑞金去福建長汀檢查工作的途中。此時，他只有34歲。

1951年，寧波到上海。20多年沒有二兒子的消息。尋子，成了耄耋老人張爵謙的唯一牽掛。

在報上登尋人啟事、通過組織關系去找……用盡一切辦法，張爵謙只想把空冢里的秘密親手交還到兒子手中。

百尋無果。兒子是共產(chǎn)黨員，他的東西應該屬于黨！張爵謙把空墳里的所有文件取出，交給上海有關部門。

這些文件紙頁已變脆泛黃，那是歷史留下的厚重印記。

保存完好的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》，成為記錄二大的孤本文獻；里面的中共第一部黨章，更是彌足珍貴。

2005年，上海到瑞金。交還文獻后，張人亞的后人依然未放棄找尋在革命中失蹤的親人。

同年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張家人在網(wǎng)上一份《紅色中華》剪報中發(fā)現(xiàn)了張人亞的名字。

“對我們家族來講是個很重要的訊息?！睆埲藖喌闹蹲訌垥r才感慨，幾十年的尋找，終于確定了方向——江西瑞金。

守護者送回了第一部黨章，黨章也終于尋回它的守護者。